卌年丨陈明：高中毕业教初中，一夜之间全被赶下讲坛

作者简历

陈明，1954年出生 ，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曾任政府机关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

原题

44年前那鲜活的记忆

——1977我的高考

作者：陈明

1977年秋天，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好从一家区属集体企业被临时抽调到区工业局工作。那个深深埋藏在心底里的大学梦就像被点燃的火焰般开始熊熊燃烧起来。那年，我24岁。

上大学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我的父亲参军前是地道的山东农民，他从小被爷爷送去私塾听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课，只认得很少的一些字。他的所有学历都是解放后重新学习才获得的。父亲时不时会讲起少年时期没机会读书的遗憾，他希望他的缺失能在他的女儿那里得到弥补。

与父亲完全不同的是，我的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参军前，她在一所教会学校读到了高中毕业。部队转业后作为调干生，母亲被送去北京的某所大学继续深造，所学专业是气象。据她的同学说，由于她的数理化基础扎实，在当时的调干生里，我的母亲属于学霸级别，她的物理和数学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我们姐妹四个，清一色的女孩。儿童时期，父母亲工作非常繁忙，我们几乎是在外婆的抚养下长大。外婆出生于1900年，恰好与世纪同岁。她那个年代正好赶上了辛亥革命。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那场革命，在大哥的极力主张下，外婆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从我记事开始，外婆就一直保持每天读报、写日记的习惯，那隽秀的小楷字让我和姐姐十分佩服。

从幼儿园开始，外婆晚饭后常常戴着老花眼镜给我们讲小人书上的故事，有时还会教我们念唐诗。读过书的外婆给我们四姐妹设定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母亲。她老人家希望我们将来也好好读书，也像我们的母亲那样成为受人尊敬的知识妇女。外婆虽然知书达理，但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未走出家门参加过工作。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旧时“三从四德”的典范。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她总是重复着这样的话：“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本领，这样才有立足之地”。

我还有个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的堂舅。堂舅的父母在他九岁时就双双亡故。外婆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一直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小时候，每当寒、暑假在北京上大学的舅舅都会回到杭州。那时的我觉得舅舅很帅，尤其是他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更是让我羡慕无比。从那时开始，在我幼小的心里对大学校园就有了一种梦幻般的憧憬。可惜一路走来，命运多舛，这个梦想对我来说一直磕磕碰碰，遥不可及。

我小学毕业是在1966年的夏天。当我们刚刚完成毕业考试，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便揭开了序幕。一夜之间，小小的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周边一些机关的高音喇叭开始了周而复始地播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和各种大批判文章。不久，大专院校、各个中学都有了红卫兵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战斗队。所有的学校都被停课，我们的初中入学考试被取消，升学梦顿时被击成了碎片。

正值大好年华的我们却被甩出学校整整两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所住大院里的人们批斗着别人抑或被别人批斗，世界一片混乱。我们的父母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上学似乎已经变成了天方夜谭。

在这浑浑噩噩的两年里，所幸我有个要好同学的父亲有着一把某机关图书馆的钥匙。那时的图书馆已被全面封存，理由是所藏图书大部分属于“封资修”毒草。机灵的同学总是会想出办法悄悄地溜进图书馆，偷偷摸摸地拿几本小说出来大家分享，看完后再悄悄地送回去调换。于是看小说就成了我们最大的快乐。任凭外面的世界多么嘈杂，我们两个没人管的小姑娘却躲在家里读了许多中外小说。喜欢文学的情愫在那个年代的不经意中，自然而然地生成。

1968年，仿佛事情稍稍有了一些变化。我们上面的三届高中生和三届初中生（俗称老三届），必须要去上山下乡了。根据高层“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在社会上游荡已久的我们两届小学毕业生（俗称新二届）也终于跨进了中学的校门。我的初中母校是杭州先锋中学，那所学校也许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短暂地存在过。我们毕业后不久，这所学校就从杭城彻底消失。

那时的校园还残留着钉着木板砸烂的门窗和墙上粗黑字体的标语。学校的领导机构除了校革命委员会外还有工宣队和军宣队。两年的初中生涯，仿佛除了《生产队会计》《电工知识》和《毛主席语录》外，不记得学过什么系统的课程。英语课程除了26个字母外，只学了几条标语。脑子里留有深刻印象的唯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的游行和学工、学农、军训。

初中时期也有令我印象深刻的老师。一是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顾裕钧，他儒雅、彬彬有礼。顾老师总是利用上课时间，多多少少讲一点数学知识。还有一名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附中）请来临时代课的郑朝老师。当时他已有近四十岁的年龄，他知识面极广，讲课生动且充满激情。他在规定的课程以外，让我们读高尔基的作品和鲁迅的文章。他看着社会上的青少年打群架、无所事事不学好，总是无奈地摇头。他苦口婆心地要求我们要把大好的光阴用来看书、要学会多思考、不要随大流、不要人云亦云。

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认为“读书无用”的年代，郑朝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是属于那种一直坚守自己的良知和职业操守的人。在那个不需要考试、没有课堂作业的畸形教学时期，他给愿意读书的学生开小灶，布置命题作文，对于按时交作业的学生，他会认真写出评语。他的评语长而细致，尽可能地把更多的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他还把家里仅存的藏书借给我们阅读，询问我们的读后感并一一给予指点。

我们初中毕业的时间是1970年。不需要文化课考试，没有毕业证书，但学校包分配。那时的分配去向有工厂、农村、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大兴安岭的建设兵团。比较特别的是，那一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中学恢复了高中招生。在应届初中毕业生中，可以有少数学生继续升学读高中。记得继续升学的条件是：家里子女中已经有人上山下乡，符合留城条件；年龄较小、表现好的学生。因为我的姐姐已经去了生产建设兵团且我的年龄又比班级的大多数同学小一岁，分配方案宣布时，我的名单就在这少数继续读高中的学生中。

于是，我极其幸运地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生走进了杭州第四中学的课堂。当时的高中课程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而设置，所定学制为两年。严格地说那时我们真正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原本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要在两年里完成，确非易事，尤其是数理化，困难更大。

记得第一个学期的课程全是补课。数学是从一元一次方程学起；化学是从背诵化学元素表开始；物理是从最简单的力学原理着手；当然，英语是从A、B、C重新来过。

杭州四中不愧为是杭州市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我们遇到了好学校和好老师。杭四中有着很好的教学基础和传统。校领导排出了教师中业务能力最强的阵容，他们仔细推敲教学大纲、合理细致地设置课程，让我们在短短的半年里补完了初中的课程，有了进入高中课程学习的条件。

直至今天，我仍然对我高中时期的年级组长陈光明老师、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陈定生、物理老师徐仁长、化学老师闵雪芬、语文老师周河东和英语老师汤柏林充满了深深的感恩之情。他们是当时杭四中最有教学经验和业务能力最强的老师，为了我们，他们煞费苦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学到知识。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有我们中很多人后来的大学生涯和命运的改变。

我们就像久旱的秧苗般地吸收着各科的知识养分。大家都非常珍惜来自不易的机会，不仅上课纪律好，而且都很勤奋。整个年级学习风气浓厚，教学秩序井然，甚至还恢复了晚自习。高中时期，学工、学农和拉练的形式仍然继续保留，但所占的时间已经明显地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恢复了各门课的期中、期末考试。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所学课程有所压缩，但感觉还是真正学到了一些知识。

1972年，我们高中毕业，再次面临分配。当时的中学已经长达六、七年没有补充师资。老教师不断到达退休年龄，新教师一直没有来源。那个时间节点又恰逢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到了需要上初中的年龄，师资力量却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面临如此窘境，杭州市教育局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要在恢复高中学制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5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立即补充到杭州市各个中学的师资队伍中去，并打算在合适的时候送这批留校的学生去师范学院深造。这就是杭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教育系统曾经出现过的500个“小老师”的特殊现象。

 记得当时有一部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正在热映。我非常崇拜电影里的女主角瓦尔瓦娜.瓦西里耶夫娜。深受这部影片的感染，觉得教师是个非常神圣的职业，“桃李满天下”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环对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特别是留校当老师还有一个去师范学院读书的机会，这几乎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学校要求我留校当老师，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立即欣然从命。

我被立即分配到初二年级语文教研组，我的导师是语文教研组组长陆鉴三。陆老师的业务水平当时在杭州市教育界颇有名望，他为人和善但对教学工作认真又严格。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解读教学大纲、怎样做教案、怎样确定讲解的要点等等。他告诉我们，只有经过消化的知识才能融会贯通、讲出精彩。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听我讲的每一堂课，课后给予指点。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培训的情况下，我就像消防救火队员般地被推上了讲台。

当年不到二十岁的我们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教着比我们只小了四五岁的初二学生。为了讲好课、为了扩大知识面，课余时间按照指导老师开的书目，我们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开始大量阅读与课程有关的参考资料。我们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忙并快乐着。书到用时方恨少，面对自己知识的欠缺，讲课技巧的稚嫩，自始至终对去师范学院深造充满着期待。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初，尚未走出那场政治运动阴云的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市教育局留下500名没有下过乡、去过工厂锻炼的高中毕业生当老师的做法受到了严重质疑和猛烈的批判，很快被冠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罪名”，并且勒令杭州市教育局限期改正。

1973年4月底，学校教务处突然把在校办农场参加开门办学的我召回，集合全部杭四中的“小老师”们开会，宣布停止我们的教师工作。一夜之间全市500个“小老师”被全部撤下了讲台。大家不理解加愤怒，于是群情激昂了起来。于是，大家很快联合了起来，经过商议，派出代表去了教育局。教育局的领导接待了我们，面对我们言辞激烈的责问，无言以对，一脸无奈。只要求我们稍安勿躁，相信组织上会有恰当的安排。

 5月3日，仍然没有等到任何结果的我们又去了当时在将军路上的市政府大院（那时叫杭州市革命委员会）。除了有几个工作人员人接待我们外，仍然没有人给予我们任何答复。大家在市政府第三会议室静静地坐着，希望有机构声称对这一问题负责，告诉我们今后的安排。可是一直没有结果。我们静坐了几天后，却等来了杭州民兵指挥部的人员（杭州老百姓称之为“藤帽铁棍”）。他们戴着藤帽（那个时代的安全帽），穿着统一的工装，拿着铁棍，将我们一群手无寸铁的年轻人全部赶出了市政府大院。

面对强大的革委会和民兵指挥部，我们深深感到自己的弱势和无助。没有人会在意我们的呼喊，也不会有人关心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感觉我们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抛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潮里，除了随波逐流，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来与之对抗。好在不久，在教育局的努力下，我们总算等到了一个临时安排，那就是我们全体被送去各个不同的工厂接受“再教育”。至于最终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我们杭四中留校的26个“小老师”在四中领导的努力下，去了当时本市最大的国企之一：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参加劳动。我们每个月拿着15元的生活费，每天沿着蜿蜒的运河跨过古老的拱宸桥，日复一日三班倒地重复着棉纺织厂印染车间检验布匹的工作。

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大家都觉得很茫然。当时，因为工厂没有多余的倒班宿舍，下了班我们必须回家。我们大多数人住在城南，需要倒车穿过整个杭城才能到达城北的杭一棉厂。早班几乎五点不到就要起床，中班回家往往都已过了午夜。为了上下班方便，厂里给我们唯一的福利就是每人一张公交月票。除了劳动，我们不参与厂里任何活动。

有时，下了夜班翻早班恰逢星期天，就可以有两个白天的休息时间，工人们称为“大礼拜”。心里空荡荡的我们，经常会约上三五个同学，从拱宸桥出发，乘坐各种各样不同线路的公交去杭州城里到处逛逛。七十年代初的杭州公交大概也就十几条线路，不久百无聊赖的我们便把杭州各条线的公交都乘了个遍。 

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下了夜班去了灵隐，中午饥肠辘辘，看见灵隐大雄宝殿前的茶室里有供应藕粉，每碗一毛五分钱。每人要了一碗藕粉充饥。藕粉很甜还有桂花的香气，味道不错。大家算了一下，15元生活费不吃不用全部拿来吃藕粉，可以吃100碗。我们不知道这15元的生活费还要拿多久，但知道了15元钱居然可以买100碗藕粉后，忽然傻乎乎地觉得心里有了一点莫名的安慰。感觉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至于挨饿，大家不免自我调侃了一番。(直至很多年后，当时的“藕粉党”相遇，还会笑谈当时苦恼人的“藕粉感想”。)

1974年，在兵团整整呆了六年的姐姐被兵团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了上海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读书。于是，大礼拜的日子我又有了新的去处——去上海看姐姐。大学校园对我来说十分新奇，姐姐去上课时，我就在校园里到处游荡。校园的林荫道宽敞而又整洁，我傻傻地看着夹着书本匆匆来去的学生、站在学校图书馆大楼前，多么希望自己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去阅读、路过学校的体育场地，看着大学生们欢快地打球，无比羡慕。这一切的一切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吗？但失落的心情立刻开始弥漫，在当时自己前程未卜的情况下，感觉这个愿望离我非常遥远。

同年秋天，我们终于接到了通知，当年留校当教师的决定已被撤销，我们留在杭四中的26名“小老师”被全体重新分配到杭州上城区所属的两家集体所有制工厂，杭州千斤顶厂和杭州矿山设备厂当工人。虽然很沮丧，但总算工作有了着落。至此，当教师并去师范学院深造的梦想彻底破灭。

 我和其他17个同学被分配到了杭州千斤顶厂。我在那所区属集体工厂里整整当了两年多的车工，我的工作就是按照生产计划和每天的产量定额用车床加工千斤顶的各种零件。每天的生产定额需要花费5-6个小时才能车完，经过检验合格才算完成一天的任务，才能向金工班上报每天的产量。我们的工作是两班制，下了中班，我们会集体去吴山脚下某个饮食店吃上一碗面作为夜餐，夜餐补贴是一毛五分钱。那时的工作不需要动很多脑筋，每天重复做着同样的工作，平静、简单而又机械。

1976年，中国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年底，厂办把我调到了厂政工组脱产专职搞团的工作。当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急需补充新鲜血液。1977年夏天，千斤顶厂的上级主管部门上城区工业局便把我抽调去了局里，跟随其他几名抽调出来的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杭州文化印刷厂，帮助那家同样属于区级集体所有制生产扑克牌的工厂整顿秩序，恢复生产。记得当时工作非常繁忙，白天找各种不同的人员谈话、搞调查研究，晚上经常开会到深夜。

某天中午，突然从厂区的大喇叭里听到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感觉有点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我一样兴奋的还有我们一起当“小老师”的同学们。我们赶紧找来当天的报纸，和同样有着大学梦的同学们一起逐字逐句研究了参加高考的条件。看完报纸，大家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符合条件，可以参加高考。大家欢呼雀跃，那个上大学的梦想之火几经折腾在接近熄灭之时，重新又被点燃了起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文理科的选择和如何复习迎考。我的母亲一辈子搞气象工作，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她正在舟山参加汛期与水产部门、气象部门、东海舰队共同组成的防汛指挥部的联合办公。她给我写来一封长信，鼓励我要抓住机会去报考大学并建议我选择理工科或医科。那场政治运动留给她的阴影就是，文科犯错误的概率要大于理工科。

母亲的嘱咐可以理解但有点沉甸甸，虽然读高中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不算差，但毕竟已经离开学校有五年之久了。最主要的是我个人对理工科和医科毫无兴趣，我的爱好在文学，中文系是我从小最向往的学科。于是，我没有告诉母亲，便自作主张地做出了有违母命的选择，报考了文科。我想，等我考上了，好好与母亲解释，相信开明的她是会谅解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复习迎考。手头没有课本、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整个高考过程有初试和复试，犹如过五关斩六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同准备高考的同学带来一个好消息：杭四中准备开高复班了。那时，白天工作很忙，能听课的时间只有晚上。好在工作组里有位别的企业抽调来的老大哥，是1965年浙江大学光学系的毕业生。他特别理解我的心情和想法，总是鼓励我去听课并帮我承担了一部分本该我承担的资料整理和文字工作。

好在文华印刷厂离杭四中不远，每天下班买个面包便去学校抢位置。等到晚饭时间一过，高复班教室注定人满为患，有时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中国在那段历史过程中累积了多少想读书而无校门可入的年轻人啊。终于，一切有了转机，尚有条件一搏的人都不想轻易放弃这个有关个人前途命运的机会。犹如拥堵已久，首次开闸放水的河渠，波涛汹涌澎湃是必然现象。

我经常挤在人堆中，有一堂没一堂地听着复习课。最大的收获是终于从熟悉的老师那里要来了一些珍贵的复习资料。于是，家里便有了个学习小组，几个朋友跑来找我，轮换着抄写我搞到的复习资料，翻看我的听课笔记。大家互通有无，为了圆梦一起努力着。

不久，有了一场初试，至于考的什么，在哪里考的，毕竟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已经完全淡忘，没有留下痕迹。尘封的记忆里唯有复试的深刻印象。复试的时间是1977年的12月，最紧张的复习时间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那段时间除了高考，记忆中已没有其他内容的遗存。记得白天我仍然照常上班，晚上抱个热水袋常常看书到二点，清晨几乎五六点钟就起来继续复习。以至于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感觉脑子不清晰。

还记得那时的准考证是一张粉红色、贴着照片印着编号的纸。文科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考试的地点是杭州第六中学。

记得考试的那几天，气温很低，冷但晴朗。早饭后，带着两个面包，一只茶杯，骑着自行车赶去考场。现在每年高考都可以看到全社会重视并服务于高考的情景，心中不免有些感慨。四十年前忽然有了一场高考，仿佛整个社会都还没苏醒，几乎没有与高考配套的任何服务系统。

到了学校，根据准考证上的号码找到自己的位置。铃声后考试开始，监考老师不停地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气氛异常紧张。上午考试完毕，中午时分，大多数考生和我一样，就着考场大茶桶里供应的白开水，吃一点自带的干粮，然后在教室外的大操场找个有太阳的角落，席地而坐，眯眼打个盹，紧接着便要进行下午的考试。

等到五门课全部考完，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般。不知五脏六腑去了哪里，自己仿佛只剩下一个薄薄的空皮囊。我突然明白，前一时期复习积累的疲乏已经触及到了身体的极限。考完试，回到家便病倒了。连续多日的高烧，身体仿佛在对我前一时期的过度使用提出了愤怒的抗议。直到接到体检通知时，才刚刚痊愈，以至于担心身体原因不被录取，心里还喘喘不安了很久。

需要填报志愿书了，太多的第一次。从没接触过这类事情，毫无经验，也无人辅导。不懂就蒙吧！文科招生的学校本就不多，也没有太大的挑选余地。看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南开大学的哲学系全是我向往的学校和专业，毫不犹豫地全部填上，然后又加上杭州大学中文系。很多年后才知道，那三所重点大学给浙江的招生名额只是个位数，面对几十万考生，我的志愿基本等于不自量力地白填，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三个志愿。

几个月后，第一批录取通知书到达了，我们“小老师”中有被医科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美院、北京航空学院录取的同学，羡慕至极。一边为他们祝福，一边隐隐约约感觉有点凶多吉少。于是那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劲头又开始泛滥，立即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书籍，托别人搞来了高中的全部课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半年后秋季招生的复习迎考。

就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上城区工业局党委任命我为工业局团委书记的文件下达了。在还没有确定是否还有上大学机会的过程中，领导找我谈话了，他们希望我能够尽快上任把团委的工作挑起来。可我不甘心，不想错过自己从小就心心念念想要实现的梦想，我的唯一要求就是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再尝试一次，若真的考不上大学，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安心工作。

完全没有料到的是，面临良好的生源，各大专院校有了扩招的计划，在第二批录取通知书中有了我的名字，我终于被杭州大学历史系录取。狂喜中，有一种起死回生的奇妙感觉。于是，我成了工业局团委历史上一个没有报到上任的书记。

 我终于跨进大学校园，我也有了一枚白底红字的大学校徽。人这一辈子要面临许许多多次的选择，报考大学是我这辈子最明智的选择。从此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走上了另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我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我们虽然经历了波折，但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命运作了抗争，为自己理想的实现作出了努力。

一晃时间的年轮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但那些鲜活的过往依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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